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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两种模式到底有何区别？
1856年到1860年间，英、法两国在俄国和美国的支持下，联合起来，对华发动了侵略战争，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此之后，清政府以领土、主权和一系列经贸利益为代价，换来了短暂的安宁。
经历了这两次鸦片战争，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在中枢执掌大权的恭亲王奕䜣等人为代表的洋务运动兴起，以图“师夷长技以自强”。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清政府投资建立了一批官办的军事工业。包括：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福州船政局、汉阳铁厂等。
第二次鸦片战争
这些近代军事工业建立以后，还需要大量的配套工业来保证供应他们需要的原料，同时外资在华经营的民用工业和交通运输等企业所获得的巨额利润也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和眼热，便开始创办一批资本主义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以及部分轻工业。
实际上清政府兴办的这些厂矿组织形式有四种，即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官办招商集股。
洋务运动
晚清洋务运动时期的“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性质其实是换汤不换药的，都是往近代民企往“商办”这个性质发展的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罢了。
洋务运动初期，洋务派们要搞近代军企业，一开始都是朝廷自己官办的。但是逐步在原料、燃料、交通运输、经营等方面都遇到困难，便从70年代中期起，开始兴办民用工业。
但是摊子铺大了，朝廷没银子。搞民用工业企业，大家都知道能赚钱，但是民间的商人在传统社会里面是坚决被禁止触碰这些内容的。即便是皇商也只能做贸易，开矿山修铁路这些是坚决碰不得的。
那么朝廷官员有权利搞，但是没银子；民间商人有银子，却没权利搞。这就可以勾兑一下。这才是“官督商办”的本质。
并非字面理解的那种“商人负责经营，朝廷负责监督管理”。而是由商人只负责出资，朝廷委派官员来管理。洋务派早期创设的民用企业大都采用这种形式。
李鸿章手下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都是这么起来的。
可以这类企业说既既占了垄断的便利，又沾了官家庇护的所有便宜，依靠官方的庇护，企业享有免税、减税、贷款、缓息、专利等特权和优惠，如轮船招商局自创办便享有从上海到天津随漕运货、免天津进口税二成的权利，上海机器织布局的产品在上海地区销售，不付任何税厘，分销内地则免抽厘金，等等。所以这类企业应该是赚大钱的。
但是作为主要出资人的民间资本商人，竟然赚不到钱，甚至是亏的。出了钱结果赚不到钱，这是个怪事儿，所以就没有民间商人再愿意往里面投钱。
这其实主要是因为在官督商办企业里，经营管理权掌握在清政府派来的总办、会办、帮办、提调等官僚手中。这些人不懂技术业务，只知贪污挥霍，把企业办成了官僚衙门。
而商民“虽经入股，不啻路人。”根本无权过问企业经营情况。民间商民们出了钱，连个管理权都没有，背锅有份，赚钱无门。
晚清洋务运动时期的“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是清朝官办企业往“商办”这个性质发展的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罢了。
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是两种不同的经营形式。官商合办的企业，由总局派官员主持；官督商办企业，由商人自己管理，但总局要按章抽税，会同地方官“维护”地方局面。在这两种企业中，官商合办的企业，因官员徇私舞弊， 经营不善，收效不大。而改为商办以后，往往获得了较多的利润。
洋务运动初期，洋务派们要搞近代军企业，一开始都是朝廷自己官办的。但是逐步在原料、燃料、交通运输、经营等方面都遇到困难。
摊子铺大了，朝廷没银子。搞民用工业企业，大家都知道能赚钱，但是民间的商人在传统社会里面是坚决被禁止触碰这些内容的。
那么朝廷官员有权利搞，但是没银子；民间商人有银子，却没权利搞。这就可以勾兑一下。这才是“官督商办”的本质。
官督商办企业，基本上已是资本主义的近代企业，但又带一定程度的封建性。
第一个官督商办企业是1872年成立的轮船招商局。第一个官商合办企业是1886年成立的贵州青铁厂；其次是1891年开工的华新纺织新局。
这类企业既占了垄断的便利，又沾了官家庇护的所有便宜，依靠官方的庇护，企业享有免税、减税、贷款、缓息、专利等特权和优惠。
但是作为主要出资人的民间资本商人，竟然赚不到钱，所以就没有民间商人再愿意往里面投钱。
主要是因为在官督商办企业里，经营管理权，掌握在清政府派来的总办、会办、帮办、提调等官僚手中。这些人不懂技术业务，只知贪污挥霍，把企业办成了官僚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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